上海法院首次对三名“套路贷”人员判无期徒刑

发布日期：2018-11-27 15:30    来源： 未知     [联系我们]

2018年11月2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公开开庭宣判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黄某等11人、被告人张某等14人“套路贷”系列诈骗案，以诈骗罪分别判处黄某、谢某、张某3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至200万元不等，其余22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二年三个月至十三年不等刑期。

据悉，这也是上海法院首次对“套路贷”案件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的重刑！



2015年初起，黄某、谢某及张某等人从事个人借贷业务，后通过注册成立天甘公司和控制怡智公司，分设业务部、后勤部、网签部、催债组等部门，由张某、黄某、谢某等人伙同其他多名被告人，以“无抵押贷款”等民间借贷为诱饵，以“违约金”、“行业操作惯例”等名义诱骗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金额的借条，并带被害人至银行转账，制造被害人已取得全部虚高借款金额的假象，再以各种借口单方面认定被害人违约，与被害人签订空白房屋租赁合同，网签被害人房产限制其交易，使用言语或身体威胁、恐吓、上门骚扰等手段，或迫使被害人按照虚高金额还款，或带至其他犯罪团伙平账，或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等方式骗取被害人钱财。

被告人张某、黄某、谢某等人负责组织、管理和业务洽谈，其余被告人负责看房、走账、网签、讨债及诉讼等。至案发，以被告人黄某、谢某等人为首的犯罪集团骗取查某、张某等33名被害人约1400万元；以张某等人为首的犯罪集团骗取被害人周某、王某、卜某等39名被害人，共计骗得1800余万元。


上海二中院认为，被告人黄某、谢某、张某等伙同其余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诈骗他人钱款，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惩处。


黄某、谢某、张某等人预谋后注册成立借贷公司，下设业务部、财务部、后勤部、催债组等部门，之后三人负责组织、指挥和决策，其余被告人负责签订虚假借条、银行转账、催讨钱款等具体事务，各名被告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属于三人以上组成较为严密和固定的犯罪组织，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且被告人黄某、谢某、张某等人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等对两起案件的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套路贷”作为一种非法经济活动，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人身权益。上海二中院今天判决的两个案例系上海法院首例因实施“套路贷”诈骗犯罪而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的案件。

延伸阅读
“套路贷”从民间借贷向“网络贷”蔓延

被害群体从普通民众向在校大学生发展


近日，上海二中院发布了《2016-2018年“套路贷”审判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套路贷”出现了从传统民间借贷向“网络贷”蔓延的新趋势，犯罪手段涉及的关联犯罪不断扩张，被害群体也从普通民众向在校大学生发展，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人身权益。


据统计，2016年至2018年8月，上海二中院及所辖法院共审理一、二审“套路贷”案件31件，涉及被告人124人，被害人达211余人，涉案金额总计1.43亿余元。其中：2016年1件，涉案金额110余万元；但2017年和2018年至今案件数量却突然增长至了每年15件，涉案金额额大幅增加。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套路贷”的形式，防止上当受骗，《白皮书》还总结了“套路贷”的多个特点。如：


特点一 借贷形式看似合法，手段方式实为犯罪


各种各样的“套路贷”案件，往往披着“民间借贷”“经济纠纷”的外衣，显示正常的借贷关系。犯罪分子通常制作形式正规的合同，留下银行流水痕迹，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各种借贷活动看似合法。但实际上，犯罪分子放贷的目的并不单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往往采用威胁、逼迫、诱骗、拘禁等非法手段，不断使得被害人债务放大，给被害人造成极大的痛苦。


犯罪集团聘用部分有诉讼经验的成员，他们往往参与过许多案件诉讼，具有非常丰富的应诉经验。公安机关经常因涉民事纠纷、证据不足等原因，难以认定为刑事案件，法院往往因为“谁主张、谁举证”，不能支持被害人的主张。被害人常常缺乏法律意识，不能留下有力证据，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特点二 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犯罪活动隐蔽性强


“套路贷”案件手法多样、花样翻新，犯罪分子实施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攫取被害人财产，肆无忌惮。犯罪分子为规避法律，往往以“押金”“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各种借口，不断制作虚高的借贷合同、银行流水等。


与一般的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普通犯罪不同，“套路贷”犯罪案件往往以被害人的房产、汽车等为目标，处心积虑设计各种情节，隐蔽性强，被害人经常过于轻信犯罪分子，无从察觉，落入犯罪分子处心积虑设计的“法律陷阱”之中。司法机关无法取得有力证据，无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特点三 犯罪手段网络化，被害群体年轻化


“套路贷”网络化成为新的趋势，从传统的普通民间借贷，演变成为以网络宣传、电话宣传、社交软件宣传为手段，以借贷平台为依托，以广大网民为下手对象。犯罪分子在网络上以“小额贷款公司”等名义，招徕被害人，一旦有人上钩，“套路”就紧随其后。


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兼职”“赚外快”等为由，招募其他犯罪分子，诱骗被害对象，网络成为他们实施犯罪的温床。网贷平台乱象频出，各类如“房贷”“车贷”“手机贷”“校园贷”“裸贷”等名目繁多，许多初入社会或者在校学生纷纷中招，在应聘时或者消费时被“下圈套”，因无法偿还贷款，被逼辍学、自杀、卖房抵债等。


建议：建立“套路贷”联动防控体系


对此，《白皮书》建议建立信息共享交流平台，形成多部门联动防控体系。工商监管部门、社区组织、公安机关应密切合作，充分利用各部门在各自领域的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建立打击“套路贷”犯罪的信息交流平台，共享信息数据，深入挖掘“套路贷”的源头，构筑立体的监管执法体系。同时，也要对发布广告的网络平台加强监管，严格审核信息发布方的经营资质，及时清理虚假信息；银行严格规范取款制度，警惕可疑转取款行为；房产中介机构严格管理房屋签售流程，认真审查各项资料，确保其真实有效；公证机构完善管理和审查机制，认真查验核实情况，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二、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以借贷为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目前，社会上有很多非金融机构，专门从事放贷业务，以收取高额利益生存！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份判决，可能会断了这些公司的财路，并且可能会涉嫌违法犯罪！


▌裁判要旨：


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之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案 号：（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

裁判日期： 2017-12-22



以下是最高院的裁判理由：

▌本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及逾期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二）....


（一）关于本案两笔《借款合同》的效力及逾期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


本案出借人高金公司向外出借款项，未约定利息，而是约定高额的逾期利息或违约金。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高金公司多次从事向外借款业务，而且多数情况下约定有借款期内的高额利息的情形，借款人存在多个不同的借款主体，即其出借的对象亦不特定，因此，高金公司具有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以收取高额利息的事实。


本案所涉的两笔《借款合同》是其经营放贷业务中的一部分，本质上属于从事放贷业务。


而且，虽然本案中的两笔《借款合同》未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但借款期限仅为三个月，而违约金却超出银行同期借款利率的四倍，存在以收取高额违约金或高额逾期利息的方式实现营利目的的情形。高金公司系投资公司，经营范围中没有向外放贷的业务，其从事放贷业务亦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该种行为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五项规定，本案的两笔《借款合同》无效。高金公司认为本案《借款合同》应为有效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借款合同》无效，则德享公司应返还高金公司的借款，利息应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予以保护。关于德享公司已经支付的2147.5万元问题，虽然德享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参加诉讼答辩，但根据高金公司及工行星海支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高金公司自认其已经收取德享公司款项2147.5万元，工行星海支行也未能证明德享公司还有其他还款，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德享公司向高金公司付款的金额为2147.5万元。又因工行星海支行未能证明该款项是德享公司对借款本金部分的偿还，因此，应认定偿还的是逾期借款利息，即本案的两笔借款本金合计3500万元未予偿还，德享公司仍负偿还3500万元本金的义务.就已经支付的违约金或逾期利息问题，因系当事人自愿履行，且德享公司未参加诉讼、未要求返还相应的高额违约金，故不予调整。



附：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犯罪研究丨“套路贷”相关罪名及法律适用解析


作者：孙丽娟 孟庆华
单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2016年以来，“套路贷”案件多发。2017年5月、6月，上海市委政法委两次召开“套路贷”犯罪案件专题会议，就“套路贷”犯罪案件的侦办、防范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进一步加强“套路贷”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权利和社会安宁，上海市检察机关于近期组织开展专项打击，集中公诉5件32名“套路贷”案件被告人。为后续“套路贷”案件的办理提供了经验与指导。笔者结合本次三区办理的案件，对“套路贷”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够为后续“套路贷”案件的办理提供一些经验与建议。

一、套路贷简介
　　
（一）“套路贷”的概念
　　
所谓“套路贷”，并不是一个新的法律上的罪名，而是一类、一系列犯罪行为的统称。其本质上是一系列以借贷为名，骗人钱财的违法犯罪活动。“套路贷”这类犯罪行为最初起源于民间高利贷，其后经过不断演变而成为这种不以获得被害人支付的高额利息为目的，而是以获得被害人财产为目的的犯罪行为。
　　
（二）“套路贷”VS高利贷
1.“套路贷”与高利贷的连接点　

“套路贷”是高利贷不断演化的一个结果，高利贷有如下演变过程。
第一阶段，就是前述比较正常的民间借贷，放贷人是以本金生利息，获得利息的回报；
第二阶段，是砍头息，比如借30万元，一个月利息3万元，先扣掉，借贷人拿到手27万元，借条写30万元，实际上是以27万元的本金付30万元的利息。
第三阶段，就是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套路贷”，比如借30万元，约定一个月利息3万元，借条要翻倍写60万元，加上银行走流水60万元，还要提供租房、车子等抵押、担保。
2.“套路贷”与高利贷的区别
　　
第一，目的不同。“套路贷”的“借款”是被告人侵吞被害人财产的借口，所以“套路贷”是以“借款”为名行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之实。高利贷出借人希望借款人按约定支付高额利息并返还本金，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
　　
第二，手段方法不同。（1）虚增数额的名目不同。“套路贷”中虚增数额部分一般是以担保或类似名目出现。比如签一个十年的房屋租赁合同，租金60万元，对应虚高借条的数额，如果借条数额讨不到，则派人去占被害人的房子，自己住或转租给他人从中获利。高利贷中本金之外的数额往往以利息名义设定。（2）借款人主观认识不同。“套路贷”的借款人（被害人）往往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被告知如正常还款，虚增数额不需归还，如果不正常还款才要还虚增的数额，被害人主观上认为对虚增部分不必偿还；高利贷的借款人对本金之外的高利息部分需要偿还在签订合同时即明知。（3）出借人对“违约”的态度不同。“套路贷”中的犯罪人员为了达到占有虚增款项的目的，往往采取拒接电话、“失踪”等方式，让被害人在约定期限内无法还款，而不得不“违约”，（实际上这里就是制造违约的情况。比如，瞿某某案，1月借钱，至8月才去讨债，告诉被害人利滚利已经达到90万元；再比如徐某某案，被害人按月还利息5万元，并按放贷人的要求每月打到徐某某卡里，但是，第三个月，徐某某等人要求被害人每月到其处报到，否则就是违约）。高利贷的出借方希望借款人尽早还本付息，而不会故意制造违约。
　　
第三，侵害客体不同。“套路贷”侵害客体多、社会危害大，从诱骗或者强迫被害人签订合同到暴力讨债、虚假诉讼，不仅侵害被害人财产权、人身权，还危害公共秩序，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甚至挑战司法权威，严重妨害司法公正。高利贷主要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第四，法律后果不同。“套路贷”在本质上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借款本金和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本金是犯罪工具，利息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高利贷体现了双方意思自治，借款行为本身及一定幅度内的利息是受法律保护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即高利贷本金及法定利息受法律保护，超过法定的高额利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三）当前套路贷的几种模式
　　
第一，B区典型模式，存在中介团伙以及资方团伙的明确分工，通过空放，银行走流水，诱使未成年人写下虚高借条，目的在于获取借条上的数额或者被害人的房产。该模式典型特征是存在明显的两个团伙，团伙之间以及内部分工协作，中介团伙负责散布谣言，寻找目标，而后将被害人介绍给资方团伙，资方团伙则通过后续的借款以及暴力索债等，实现诈骗未成年人的目的。
　　
第二，F区典型模式有两种：
汽车抵押模式，存在中介团伙和敲诈勒索团伙，以被害人汽车为抵押，使其写下虚高借条，而后将车开走，以卖车为名勒索受害人。该模式特征体现为中介团伙招揽顾客，而后将被害人介绍给出资的敲诈勒索团伙，该团伙通过以违约金、各种费用等名义提高合同借款金额，并欺骗被害人不违约就不需要承担借款和利息之外的钱款，而后出资团伙即以被害人违约为由私自开走抵押汽车，勒索被害人高额钱款赎车，否则即将抵押车辆处理掉。无抵押模式，该模式也是团伙作案模式，团伙内部分工明确，共同完成敲诈勒索行为，该团伙先由一部分人网上发布无抵押贷款信息，吸引被害人，确定好目标后在不给付或仅小额给付贷款本金的情况下，即以公司需要审核资信、贷款行业通行做法、无抵押需加倍担保等为由，欺骗被害人在借条及协议上数倍填写借款数额，而后犯罪嫌疑人便以借条数额进行敲诈勒索。
第三，J区典型模式，在该区套路贷案件中，其“专业性”体现更为明显。该模式中，犯罪嫌疑人成立公司，企图以合法的外衣掩盖其非法目的。犯罪嫌疑人通过该公司经营高利贷业务，但其目的并不是高利贷的高额利息，而是通过虚高借条、银行走流水等方式，使被害人写下高额借条，而后又通过暴力手段、非法拘禁等索取债务，本模式中值得注意的是有律师参与其中，篡改借条，提起虚假诉讼，妄图通过诉讼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诈骗目的。
　　
二、“套路贷”典型罪名分析
　　
“套路贷”并不是一个罪名，作为一系列的犯罪行为，会涉及不同的罪名，笔者下文对几种常见的套路贷罪名进行分析介绍。
　　
（一）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对诈骗罪进行了规定。
一般而言，理论上认为，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使用欺诈手段，使他人在产生（或维持）错误认识的情况下处分财产从而遭受损失。
　　
具体而言，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主要包括：欺诈行为、错误、财产处分和财产损失四个要素。每前后两个要素之间，都具有一种紧密的、连续不断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性关系，由此构成诈骗罪的特殊的构成要件结构。[1]欺诈行为引起错误，错误引起财产处分，财产处分导致财产损失。
　　
主观构成要件要素除了一般针对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之外，还需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实际上是非法牟利目的。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诈骗结构中不仅存在着行为人与受骗人，还可能存在其他人。即有可能受骗人并不是财产损失人。
　　
以上海市B区检察院办理的套路贷瞿某等诈骗案例中，中介团伙和资方团伙共同实施了欺诈行为，通过散布“未成年人借钱不用还”等谣言，而后空放的手段，诱使未成年人杭某写下虚高的借条，受害人因此形成的并不需要对借条上的高额数字进行还款，只对自己借的数额还款甚至不用还款的错误认识，而后通过利滚利、平账等方式，借款数额不断扩大，而后通过暴力手段索取债务，导致未成年人在恐惧中错误的处分了自己房产（其以为是抵押借款），最终结果是未成年人杭某名下房产被诈骗团伙瞿某等合伙卖出。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最初的目的就不是借款的高额利息，而是未成年写下的高额借条上的数额，而后目的演变成未成年人名下的房产，并一步步通过实施欺诈行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暴力手段恐吓等，错误的处分了自己的财产从而导致了财产的损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虚假诉讼与诈骗罪的一些区别。在上海市J区检察院办理的套路贷案件中，涉及律师在明知受害人没有取得借款的情况下，协助犯罪嫌疑人篡改借款合同，以捏造的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诉讼保全被害人的相关财产，并在法庭上提供了虚假的证据，后因相关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该律师才申请撤诉、解除诉讼保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企图通过提起虚假诉讼方式骗取他人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
　　
本案中，律师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构成虚假诉讼罪。但是本条第三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故而本案中，涉案律师是以诈骗罪定罪量刑的。
　　
（二）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基于非法获利的目的，以恐吓行为为手段使他人交付财产（包括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对敲诈勒索罪进行了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内容表现为，使用恐吓手段，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取得财产。敲诈勒索罪（既遂）具有与诈骗罪相似的基本结构：对他人实施恐吓行为—相对方因恐吓产生恐惧心理—相对方因恐惧而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这五个要素具有原因上的关联，并且存在固定的先后顺序。[2]在套路贷典型案例中，上海市F区办理的犯罪嫌疑人以车贷为媒介进行的敲诈勒索行为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包括中介团伙和资方团伙，中介团伙将被害人介绍给资方团伙，资方团伙要求被害人以车辆作为抵押保证，签订远大于实际借款额的高额借条（借条含高额保证金，犯罪嫌疑人声称不用还），而后短期内通过故意制造违约的方式甚至没有违约的情况下，将被害人车辆开走，而后打电话勒索被害人高额赎金（高于借条），并要挟将车辆卖掉，恐吓不准报警，在此情况下，被害人迫于威胁，基本选择了支付高额赎金。本案中几十名被害人，被敲诈勒索金额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都在恐吓胁迫之下付钱赎车，犯罪嫌疑人利用这种模式，实施了多次敲诈勒索，金额特别巨大。
　　
（三）非法拘禁罪
　　
非法拘禁罪，是指故意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对非法拘禁罪作了规定。
　　
非法拘禁罪，具体而言，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会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而故意为之。犯罪动机比较多样。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没有限定。本罪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客观方面表现为以非法拘留、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非法拘禁罪的成立，行为的非法性是重要的条件。同时，本罪容易与其他犯罪存在牵连关系，需要区分一罪还是数罪。此外，索债型非法拘禁是当前比较多发的一种类型。
　　
在本次套路贷典型案例中，上海市J区检察院办理的陈某某、韩某等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罪案中，非法拘禁罪非常典型。在该案中，被害人许某向犯罪嫌疑人陈某某、韩某等开设的高利贷公司借钱20万元，取得借款当天，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六人即跟随许某确保其还钱，在发现许某无法当日还款的情况下，将许某带至某宾馆拘禁，并进行殴打，直至次日许某家人筹款20.5万元。该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典型的索取债务型的非法拘禁，债务确实存在，几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将徐某拘禁在宾馆房间限制许某自由的方式索要债务，并且存在殴打行为，符合非法拘禁罪第一款、第三款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该案中，同时存在敲诈勒索行为以及诈骗行为，数罪并罚，并非牵连犯。
　　
（四）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罪，是指出于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的动机，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夺硬要，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务，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对其进行了规定。从构成要件来说，寻衅滋事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不存在争议。客体方面，侵犯的应该是社会秩序，该社会秩序是指公共秩序，包括公共场所秩序和非公共场所秩序。①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是直接故意，行为内容均应是作为，不包括不作为。客观方面，该罪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法律以及司法解释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分类概括。在套路贷案例中，可能涉及寻衅滋事罪的情况是在催讨债务中，对整个债务关系并不清楚，仅参与其中一两次向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辱骂、恐吓以及堵门等行为，在不构成敲诈勒索、诈骗的情况下，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张家港刑事律师微信mofei95

　　
三、“套路贷”案件的法律适用及侦查要点
　　
（一）法律适用问题
　　
“套路贷”是一个通常说法，刑法上并没有这样一个罪名，和“碰瓷”比较相似，后者涉及交通肇事、敲诈勒索、诈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套路贷”涉及的罪名更加丰富，包括，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抢劫、寻衅滋事、虚假诉讼、虚假诉讼与诈骗罪的竞合等等。
　　
从总体原则来说，定罪上从严。
　　
涉及具体适用，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逐步分析：
　　
1．罪名的选择适用
　　
首先，“套路贷”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犯罪分子非法侵占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财产，属于侵财类犯罪，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其次，如果被告人在“索债”时采用了殴打、非法拘禁等暴力手段，或者以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实施暴力相威胁，符合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的行为特征的，以相关罪名定罪处罚。期间有非法拘禁行为的，情节严重的，以非法拘禁罪认定。
　　
对于“套路贷”犯罪行为同时构成诈骗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等多种犯罪的情况，依照刑法规定进行数罪并罚或者选择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比如，诈骗与敲诈勒索的比较，敲诈勒索是重罪）。
　　
如果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以虚假诉讼认定。
　　
需要注意的是，《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三款的规定，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这里一般是虚假诉讼与诈骗罪相比较，以诈骗罪定罪从重处罚。如果这里面有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犯罪的，从重处罚。
　　
此外，对于“套路贷”公司或者团伙里的工作人员、马仔，如果主观上明知老板、股东、核心成员是在实施“套路贷”，认定为共同犯罪；如果的确就参加一、两次，主观上不明知是“套路贷”，以为就是帮老板讨高利贷，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依法认定.张家港刑事律师微信mofei95


　　
2．关于主从犯的认定
　　
（1）犯罪集团的认定

对“套路贷”共同犯罪，确有证据证明三人以上组成较为严密和固定的犯罪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套路贷”犯罪，已经形成犯罪集团的，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比如，J区法院判决的陈某某等人以上海衡燊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运作主体，实施套路贷犯罪，依法认定犯罪集团。
F区检察院的案子，汪某某等16人敲诈勒索案，是一个组织和运行较为松散的团伙，各成员间既相互共同作案，也分别各自作案，套路贷中间有高利贷、分赃并不以一定的架构来分，基本上是谁参与谁分赃，最终未认定犯罪集团。
　　
（2）主从犯的认定
　
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犯罪集团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对于全程参与的马仔，以其参与的所有犯罪认定从犯。
　　
对于个别事实、个别环节参与的马仔，如果是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以其参与的犯罪认定为主犯，如果起帮助、次要作用，以其参与的犯罪认定为从犯。
　　
3．关于犯罪金额的认定
　　
（1）司法实践中，一般以被害人失去的财物认定。如B区检察院办理的瞿某某案，部分观点认定以瞿某某占有的95.2万元来认定，最终是以被害人失去的一套房子来认定，194万元。
（2）在“套路贷”犯罪数额的认定上，把握“套路贷”行为的犯罪本质，将其与民间借贷区别开来，从整体上对其予以否定性评价。
　　
被告人在借贷过程中以“违约金”“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等各种名义收取的费用，均纳入犯罪数额予以认定。
　　
除了借款人实际收到的本金外，双方约定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应当计入犯罪数额，不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4．关于既遂、未遂的认定
　　
（1）被害人失去的数额认定既遂，未失去仅被骗借条的，认定未遂。
　　
（2）对于被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查封、扣押、冻结的，只要没有被划转，认定未遂。
　　
此外，对于法院一审判决败诉的但是还没执行的，如何认定既未遂以及对于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还没执行的，如何认定既未遂，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有待在接下来的司法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
　　
（二）“套路贷”案件的侦查要点
　　
所有的侦查工作都要围绕“套路”来进行。借贷人来借贷—虚高借条—银行走流水—上门看房或其他租房担保、担保人担保、签订担保合同—故意放少量的款或不放款—故意制造违约—要求再提供担保借钱或强行平账（上述流程再走一遍）—强行讨债或提起民事诉讼或占有房屋或给房子办网签阻止被害人交易—获得非法所得，所有的取证工作也要围绕这个“套路”展开。
　　
1．客观证据，列举如下：
　　
（1）以从事套路贷为业的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的证据。
包括：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股东情况、名片、公司的搜查及借条、借款协议、房屋租赁合同等书证的扣押。
（2）虚高借条。
（3）银行卡明细，特别是取现和转账的情况
（4）担保合同。
（5）平账的借条、担保合同等书证。
（6）民事诉讼的资料，一般要去法院档案室调取
（7）房屋被网签的证据。
（8）暴力讨债的证据，如喷油漆、至派出所报案、被害人身上的伤势、用于暴力讨债的相关工具。
（9）非法拘禁的证据如宾馆登记、宾馆的监控录像等。
（10）对于被害人所称柜台上取现或直接给现金给嫌疑人，柜台的监控录像。
（11）嫌疑人用于购买房屋的资金来源等等。
（12）手机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手机机主姓名以及与嫌疑人的关系也要调取。如B区办理的瞿某某案，手机通话记录与钱进出被害人卡的时间高度吻合。
2．主观证据，列举如下：

（1）各犯罪嫌疑人对于犯罪集团、犯罪团伙成立、成员、投资入股、分成、工资等言语证据。
（2）犯罪集团、犯罪团伙内部人员的分工
（3）马仔对于套路贷“主观明知”方面的证据
（4）后平账对于前平账是套路贷“主观明知”方面的证据，反之亦然。
（5）多名被害人之间关于被骗的“同样套路”的印证。
（6）被害人对嫌疑人的辨认，要尽量详细，比如：带我去农业银行吴淞支行转账的张三。包括籍贯、口音、身形等方面的描述。
（7）要以被害人陈述为纲，各嫌疑人供述为内容，进行比对，固定具体犯罪事实方面的证据。
（8）关于诈骗、威胁、要胁等言词证据的固定。
3.侦查策略

（1）被害人的陈述一定要做得详细，特别是与上述实行行为的相关的细节证据，对于一些违背常理的要仔细询问原因。比如：对虚高的借条、翻倍的平账有没有提出异议，要有合理的解释。
（2）尽量争取马仔等从犯对主犯的指控。
（3）马仔出面提起民事诉讼的，要查清其经济状况，是自己出借的钱还是帮老板出面。
4.对于银行工作人员、律师、公证员是否涉及犯罪的证据要注意调取，即使未涉及犯罪，也可以就银行走流水、公证、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觉得不合常理的一些证据进行固定。
　　
结语
　　
“套路贷”犯罪的发展蔓延，不仅直接侵害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权益，而且其中掺杂的暴力、威胁、虚假诉讼等索款手段又容易诱发其他犯罪，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当前上海政法机关已经充分意识到问题并开始依法严惩“套路贷”犯罪，笔者希望通过此文为后续公检法三机关打击“套路贷”犯罪提供一些经验与指导。
来源：犯罪研究
注释
[1]陈兴良编：刑法各论精释，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570页。
[2]张萍：“寻衅滋事罪相关问题研究”，深圳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第6页。